听不见的世界里，她们用手“说话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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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电量低，请及时充电。”音响报错的声音回荡，让人哑然失笑。
这一幕发生在9月份，手语纪录片《众手揎哗》广州站的放映现场。在修复无果后，工作人员决定只用投影仪自带的微小声音作为声源，播放继续。临时坏掉的音响使得这场放映成为了一场社会实验，突然之间，所有人共享着同一个只有底噪低频震动，声音变得遥远且模糊的世界。
这是85后聋人崔竟和90后聋人晓婷更为熟悉的世界，也是学者立早和顽真所好奇的世界。影片的四位主创难得地聚到一块儿，开场前，大家聊起了天，立早和顽真用口语交流，顽真承担着手语翻译的角色，时不时与崔竟、晓婷用手语交谈。
她们用6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纪录片，并在《新闻与传播研究》上发表了同名论文。
这件事情似乎很小。一部看起来“粗糙”的纪录片“手述史”，没有专业的拍摄和配音，没有太多的关注度。这件事情又一点儿也不小。这是聋人身份和中国手语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的顶刊里。
她们希望告诉更多的人，手语不是聋人缺陷的象征，而是一种独立、完整的语言，它曾在技术辅助与健全主义的逻辑下被忽视、被压抑。手语应该更多地被看见，正如聋人应该更多地被看见。
大脑里的思索和想法，借由着一双双灵巧的手，言说、表达，在无声中“揎哗”着。
一、在手语中找自己
从小就听力受损的崔竟，第一次见面时就纠正了立早关于“聋哑人”的说法。
“聋人”，指的是听力受损的人群，与之相对的词语则是“听人”，听力正常的人群。聋人不一定就“哑”，他们的声带可能是正常的，只是因为听不见，没能习得说话的能力。在技术辅助和正确发音指导下，他们也可以讲话。
崔竟就能用说话的方式跟奶奶交流。听到奶奶把聋人称作“残疾人”和“哑巴”，她不乐意，用武汉话大声反驳，“如果人家叫你‘死老太婆’你高兴吗？如果叫你‘杨小姐’咧？”
但那也仅限于戴着助听器的时候。
早在三岁时，崔竟就失去了听力，“就像是睡了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陌生人”。她的父母都是聋人，小时候在聋校里学不到什么知识，初中毕业后就没有继续升学，而是踏入社会谋生，在下岗潮后，开过麻将室，卖过字画。那时候找工作格外困难，很多聋人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。他们决心不让女儿变成这样。
听不到声音的崔竟被带到了测试听力的机构。第一次戴上助听器后，崔竟只觉得天旋地转，“根本就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，连吃饭都不可以，因为它太吵了，我整个人都是晕的。”艰难适应下，最终她还是进入了普通的小学，而非聋校。
在由听人和聋人组成的家庭里，对于手语的态度是如此复杂。不是聋人的亲属会理所应当地觉得听不见是“不正常”的事情，最好不要让人察觉到你是聋人；身为聋人的亲属因为自己吃过无法跟听人顺畅沟通、被歧视或被边缘化的亏，他们也宁愿晚辈别学手语，少走一些弯路。
青少年时期的崔竟一直很抵制学手语，她怨恨爸妈，怨他们把耳聋遗传给了自己。直到大学，偶然接触到聋人文化后，崔竟的手语水平才慢慢提高。
梅豆同样来自一个聋人家庭。奶奶觉得“手语没有前途”，把她送进普通学校，禁止她学手语，也不许她与聋人来往。梅豆却很痛苦，她在学校里没有归属感，靠着助听器听课也听得吃力。初中毕业的某天，她毅然决然离家出走。
但出逃的她无处可去，还是只能在聋人的帮派里“做手下”，最终还是跟聋人“混”在了一起。就像是叛逆期一般，她和聋人朋友们来往，手语能力也突飞猛进。
15岁才开始知道自己喜欢手语，20岁手语才开始变得流利，梅豆恍然发现，自己借着手语找到了自我认同。
“我要能听，我何必学手语呢？”梅豆用手语“说”，“我听力一般般，不可能完全听清。没听明白很苦闷，噪音太多很烦躁，我就不想做听人了。”
“为什么聋人需要手语呢？因为这是属于我们的语言。”摘下助听器的崔竟，仍然更习惯也更喜欢用手语表达。打起手语时，她的表情十分生动，时而紧皱眉头时而呲牙咧嘴，跟她的性格一样爽朗。
属于聋人的语言——这意味着聋人不需要戴上助听设备，不用纠结于自己不太标准的发音，不需要削足适履，迎合口语沟通的社会期待。就像另一位聋人草莓所说的，“我愿意用手语进行交流，我觉得手语可以使我快乐，让我从心底觉得我是聋人。”在手语的世界里，他们能够真正做自己。
二、“看不见”的手语
对于聋人来说如此重要的手语，却很难“被看见”。
草莓和柠檬是一对成长在听人家庭里的聋人兄弟，哥哥草莓的听力比弟弟要好一些，因此读了普通学校。一直以来，母亲总会告诉他，“你是健全人，是正常人”。但即便依靠着助听器，草莓仍然读得十分痛苦，觉得孤独。
七年级时他终于做出了转校的决定，到了聋校，他已经是可以直接就读九年级的水平。
留在聋校的，大多数是听力受损比较严重，或是无法适应普校进度的孩子。因此，聋校教学常以“教学生识字、开口”作为目标，教学内容大多围绕着书面语展开，讲求“手口并用”。很多聋校并不会专门开设手语课程。听人老师们会带上扩音麦口述，放慢语速让学生读唇语，同时打手语作为辅助。
一直在聋校就读的晓婷，就曾因为识字和口语表达比较优秀被老师劝说“以后就不要使用手语了”，要她多多努力克服口语障碍。甚至听人会表达庆幸她能脱离手语圈子，这让晓婷感到十分烦躁。
最初，聋校教学中使用得更多的是手势汉语，也就是按照书面语一字一词对应翻译、遵循语法结构的手语。这跟聋人日常交流使用的手语却是“互相打架”的。
聋人日常使用的自然手语，语句结构和口语并不相同，常常更加简化。例如口语的“别再担心了”，自然手语会简化成“担心”“不要”或是“担心”“没关系”。辅以丰富的表情和肢体动作，更简洁易懂。
为了规范手语体系，通用手语作为“普通话”开始得到推广。2018年7月1日起，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规范标准审定委员会审定的《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》开始实施，其融合了更多自然手语的使用的词汇，替代了许多过于与汉字一一对应的手语内容。
不过，通用手语的推广和优化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徐老师毕业于长春大学美术系，是聋校里为数不多的聋人教师。在某次学校举行的教师手语考核里，他信心满满地赴考，到现场却傻了眼，“考核员打手语时面无表情，打的手语我也看不懂，只能连猜带蒙。”他哈哈大笑，“最后我一个聋人老师，却在手语考试里拿了最后一名。”
电视新闻里出现的通用手语翻译，很多聋人也并不能完全看懂。就算是精通多国手语的崔竟，她也只能看懂一部分。“更别说我爸妈，是百分之百都看不懂。”除了不熟悉通用手语外，手语翻译师的画面往往被缩放到屏幕的某个角落，画面太小，看不清手语翻译的口型和肢体动作，也会影响到信息的获取。
大多数时间段的新闻播报里，连手语翻译师也不会出现，聋人们只能选择换台或者关掉电视。
无法“被看见”的手语，像是一个规则怪谈：听力不好的聋人只能去聋校，聋校却不会系统性地教手语；学生打的手语老师不一定看得懂，聋人老师手语考了最后一名；新闻里出现服务于聋人的手语翻译，聋人却看不懂这样的手语翻译。手语就这样被晾在一个略显尴尬的地步。
只能把一切交给时间。
三、何为“残障”
对于电视新闻，更多的聋人还是更希望能够出现字幕。崔竟坦言，“至少这是现有的条件下，在现阶段的技术水平能够做到的事情。”
但现阶段的技术水平能够做到的事情，有时候也可能“帮不上忙”。
纪录片里出现了这样一个片段——聋人听不见门铃声，怎么办？残联会给聋人群体发放“可视门铃”，有人按门铃时，室内的监控面板能够看见，面板上闪烁的小灯会亮起。
“没用，费电”。崔竟爸爸摆摆手，坦言：还不如把一个更大的电灯反过来安装，开关在门外，电灯在门内，有人来就按几下开关，这样室内的灯光一闪一闪，大家就知道有人来了。不需要费那么多功夫。
技术无疑是重要的。崔竟和晓婷从小就佩戴上助听器，靠着听觉辅助技术学口语，后来，崔竟上了普通学校，晓婷上了聋校，她们都顺利读到了本科。
但技术也并非无所不能的良药。就像助听器和人工耳蜗，它们始终只能是像手机一般外置于身体甚至生活的设备，无法时时刻刻倚靠。
佩戴助听器久了耳朵容易闷热发炎，要时刻注意机器的干燥，有时候忘记充电了，助听器顿时会变成一块废铁。人工耳蜗除了需要开刀手术，有创性更大以外，价格也更加昂贵。有聋人做完手术后因为噪音过大而头疼难忍，但摘下外置机，原本还残存的听力也因为手术完全消失不见了，这时候连助听器也无法帮他听见声音。
如果技术的使用，最终都以“让聋人回归到能听能说的健全人状态”为目的，认为能够听见，就不再是聋人了，就能摆脱这种被孤立的身份了。这何尝不是一种“大多数”的自以为是呢？
在健全主义的视角下，“人”被认定为需要有一个完整、健全的形象，一旦存在问题或缺陷，就会被归类为“残障”，许多与残障者相关的政策制定、技术使用也聚焦于健全人的视角，目的是让残障者“尽可能变回健全人”“像健全人那样生活”。殊不知，对于聋人而言，恰恰是健全主义将他们“他者化”了。
让聋人能够听见、能开口讲话，这当然是重要的事情。但在这条路之外，是否还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？那些无法听见、不善于开口说话的聋人，又是否能拥有自由享受教育资源和社会生活的权利？
放映会后，有观众询问将“聋人”和“听障者”作为称呼哪个显得更尊重人？晓婷用手语开玩笑说，“如果把男人叫做‘无能力怀孕者’呢？”台下哄然大笑。
“把聋人形容为‘听障’，就像是在说男的是不能怀孕的人，就是你怀孕有障碍，你是不是要去改更改你的器官，让你变成可怀孕的呢？”晓婷最后说，“如果大家都默认聋人是‘听障者’，一定要改变其听力水平、口语能力，其实是在抹除他的多元性。”
男、女、听、聋，这都是普通的形容词表述。就像是世界上五颜六色的鲜花都盛开在蓝天之下。拥有不同性别、兴趣爱好、社会身份的我们，和拥有不同性别、兴趣爱好、社会身份的他们，同样体验着各自丰富的人生，享有同样平等的权利。
聋人和听人都是人类中的一员。就像手语和口语只是语言的一种，我们仅仅是掌握不同语言的人。
在《众手揎哗》纪录片现场领到的纪念小卡片，随手翻开一张，背后写着这样的一段话：“行动者不仅对社会情境做出回应，而且在创造新的情境：转变健全主义的社会文化和感官沟通的等级结构，迈向多重感官的未来。在这一未来畅想里，手语和口语、书面语可以是平等的语言沟通选项。”
语言作为传播的媒介，最终都服务于人与人的交流与言说，无论是靠着什么方式，只要能够讲明白，这门语言就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。
在网络上漫游的时候，我偶然看了这样一个视频——几年前，崔竟曾经和几位聋人女性一起排练话剧《阴道独白》，这是一部探讨女性身体、性与爱、羞耻与暴力的话剧。视频记录下的她们，用着手语交流某些专业词汇该如何用手语表达，分享着彼此的隐秘感受。
在视频的评论区，有人留下这样一段话：“看她们最后可以自由讨论阴道，就在想，或许手语是一种比口语更自由的语言。”
是的，是的。
在听不见的世界里，她们依旧要用双手自由自在地“说话”。
参考内容： [1] 新闻与传播研究.《章玉萍、崔竟、孙晓婷:众手揎哗：聋人的媒介生活与沟通困境》 [2] 家书工作室.《“全国爱耳日”特别报道｜“众手揎哗”里的爱》 [3] 家书工作室.《我要努力更清楚地“看见”你》 [4] BIE别的.《年轻人们 | 聋女独白：请听见我们的声音》[5] 新京报.《7月1日起实施手语“普通话”和盲文“规范字”》